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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回顾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强调“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长征健康步道是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弘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开展环境育人的重要举措。我校充分利用校内场地，以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为基础，通过等比缩放再现红军长征中的重大战役、重大事件，在为师生提供新的健身场所的同时，使广大师生亲临其境受教育。

1.长征出发

因为“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率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8日傍晚至19日，中央直属机关、红军总部，以及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相继集结于于都地区，并于10月17日到20日，先后渡过于都河，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2.血战湘江

1934年10月底，中央红军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抵达湘江附近。在这里，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10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红1、红3军团各先一步抢在国民党军之前赶到湘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脚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设起5座浮桥。但是，中央军委纵队行军速度极为缓慢，80多公里足足用了4天时间，丧失了有利的渡江时机，而且使负责掩护渡江的红军各部队不得不与敌人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战况惨烈，牺牲惨重。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进行了五天五夜的激战。当时敌军的飞机不时盘旋俯冲，用机关枪对正在过江的红军进行扫射，湘江上遍布着红军战士的尸体，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战士成批倒下，碧绿的江水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得通红。从此，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突破了敌人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

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34师，在完成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抢渡湘江任务后，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在突围时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身负重伤。他用皮带压住伤口，忍着剧痛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在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后，全师由原来的5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最后，部队弹尽援绝，陈树湘伤重被俘。敌人得知抓到的是一名红军师长，为他找医送饭，企图从陈树湘口中得到红军的情报。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陈树湘毫不动摇，拒医绝食，坚持斗争，身体越来越虚弱，生命垂危。无奈敌人只好将陈树湘押解进道县县城。途中陈树湘乘敌不备，在担架上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自己的肠子，大喊一声，将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 陈树湘英勇牺牲后，国民党地方保安团为了得到赏钱，割下了他的头颅到长沙领赏，他们将陈树湘的头颅挂在长沙城小吴门的石柱上示众，而城外的瓦屋街,便是他家低矮的房子,紧闭的木门后面,是他卧床不起的母亲,还有日夜思念他早日归来的年轻妻子陈江英。肝肠寸断，陈树湘以一种前无古人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仅29岁的生命，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3.遵义会议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遭遇的挫折，让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受到极大震动。广大官兵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也在部队中逐渐弥漫开来。作为党的总负责人、27岁的博古（秦邦宪）几乎绝望。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部队，在翻越老山界的行进途中，在弯曲的山路上似乎画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要往哪里去？”“下一步应该怎么走？”都在思考着红军的前途。

强渡乌江后，中央红军智取遵义城。1935年 1月15日，在遵义市老城一栋坐北朝南、临街而立的两层楼房里，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命运，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一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等共20人。与会人员的平均年龄34岁。会议连开三天，白天要处理军政要务，因此会议安排在晚饭后开，直至深夜。

会议一开始由博古作《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报告》，接着周恩来作了比较客观的深刻检讨，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之后张闻天率先发言，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严重的“左”倾错误。毛泽东接着发言，他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概括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阐述了今后应采取的战略战术。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遭敌机轰炸，此时他发着高烧，伤口流脓，躺在担架上，但他执意坐起来发言，并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作为与王明、博古一同留学苏联的同学，同时又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支持在此时尤为重要，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关键的一票”。

根据陈云的一份名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手稿记载，扩大会议作出了重要决定：
第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第二，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之后，在1935年2月召开的扎西会议上，中央正式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是党和红军中最具权威的军事领导机构，从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开端，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从此，中国共产党甩掉了共产国际的“拐杖”，开始独立自主走中国道路，无比精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过渡）然而遵义会议后，敌情依然严峻，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向黔北扑来，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此时，仅有三万多人的红军，又将怎样突出重围呢？让我们继续去追寻历史的足迹。

4.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城，使蒋介石等人大为震惊，急忙调集了150多个团，近40万重兵，欲将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地区。而此时的中央红军只有16个团，3万余人，面临着前有长江天险，后有重重追兵，头顶上飞机袭扰的极端险恶形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西北根据地。中央红军为争取战略主动，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界地区，在赤水两岸与国民党及各系军阀的几十万大军从容周旋。

一渡赤水河，集结扎西，待机歼敌。面临各路敌军奔集川南、四面围追堵截的新情况，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当机立断，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在扎西地区集结，迫使国民党军汇聚四川南部，造成贵州北部空虚。红军利用短暂时间，完成了部队整编、精简，大大加强了部队战斗力，为待机歼敌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渡赤水河，回师遵义，大量歼敌。当各路敌军奔集扎西时，红军突然调头东进，二渡赤水，挥戈东下，突破桐梓、攻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历时五天，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三渡赤水河，佯作北渡长江之势，迫使敌人重新调整部署，将国民党重兵再次引入川南；而红军又虚晃一枪，四渡赤水河，并南下突破乌江，直逼贵阳。这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吓得魂飞魄散，严令云南国民党军阀部队火速东进“救驾”。这一着，早在毛泽东的胜算掌握之中。在此之前，毛泽东就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当云南军阀部队昼夜兼程赶赴贵阳，红军却绕过贵阳，以秘密神速的动作向西直插云南。云南军阀大惊失色，一面向蒋介石紧急求救，一面命令云南北部军队南下增援。这样，金沙江防线就空虚了。中央红军直驱金沙江，从容渡江北上，将国民党军40万追兵全部甩在金沙江南岸。

四渡赤水战役是一场3万对40万人的悬殊较量。毛泽东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用兵，在中国军史上留下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经典一页。毛泽东曾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智慧以及政治工作的特殊优势，人民军队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种强与弱、被动与主动的军事辩证思想，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5.巧渡金沙江 

1935年4月，红军战士来到了金沙江边。湍急的金沙江是滇川天然分界线，两岸群山陡立，水流湍急，漩涡汹涌，使其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红军进抵金沙江前，蒋介石就已下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

在当地村民的协助下，红军找了6条可用的木船和37名船工。渡江过程中，红军纪律严明、渡江有序。船只按照号数排列，每号船载多少人，十分规矩。短短几天时间，这个不一样的队伍深深感动着船工们。那时红军给养困难，战士们只舍得喝粥，却给船工顿顿吃肉。在37名船工和红军全体指战员的默契配合下，3万多红军主力安全渡过了金沙江。当时船工和红军之间有一番对话。

红军在这里就问，老乡，这么大的水，从哪里来的啊？那个村民给他讲，这个水来得很远啊，它是许多小河，淌到这里就有那么大的水。后来红军就点头说，对对对，就像我们红军一样，队伍边走边壮大。

为掩护全军安全渡江，奉命在石板河阻击追兵的红五军团同样有着伟大而光荣的功绩。他们像一个“铁闸”一样，紧紧把十多万国民党“追剿”军牢牢挡在红军主力部队之后。在崇山峻岭之中，红五军团顽强地奋战了几个昼夜，就在要撤到最后一线阵地的时候，接到中央军委最新指示，要求红五军团再坚守三天三夜。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危险，红五军团毅然领命。

当时干部、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人在阵地在，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和全军胜利渡江！”正是因为有我们这样的战士，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把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自己的战友，才保障了我们的中央红军实现战略转移。

5月9日，当接到撤离阵地的命令后，最后一批战士们才顶着狂风暴雨，一口气跑了50多公里赶到皎平渡，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完成渡江后，他们砸毁了6条木船，对尾随而来的敌人关上了追击的大门。

1935年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仅靠6只小船，胜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金沙激流中，既有巧妙的智慧，又有严明的纪律，既有感人至深的鱼水深情，也有舍身忘我的无畏精神。而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正是红军在长征期间始终保持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武器，也是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展板背面的解说词：

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当年红军进入云南后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就是渡过金沙江，“过江则存，过江则胜”。回望那7个昼夜，没有37名船工的冒死连夜摆渡，就没有那场渡江的胜利。长征路上，正是无数个夜渡的船工，无数个带路的向导，无数个踊跃参军的群众，帮助工农红军在艰难困苦中蹚出了一条条希望之路、新生之路。

如果没有当地群众的支持，红军想要越过长江天险，这是难以想象的。始终依靠人民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法宝。不管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始终是我们党一切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始终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生命线。

“彝海结盟”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暂时摆脱了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中革军委为了迅速北进，达到渡过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在川西北建立苏区的目的，决定从泸沽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条路线避开了敌军主力部队，但要经过彝族聚居区。

1935年5月，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军先遣队为大部队开路来到冕宁县境，用真情宣传革命主张、团结彝族同胞共同抗争，流传下了一段“彝海结盟”的佳话。

当年，通过彝区很不容易。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欺压，彝汉矛盾非常激烈。加上语言上的隔阂，沟通起来更为困难。红军先遣部队一进入彝区，就连连遭到袭击。怎么办？只能靠实际行动取得彝族同胞的理解和支持。进入冕宁县城后，红军便展开宣传活动，当众烧毁彝族同胞被迫签署的换班作人质字据和田地契约等文书。红军还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没有命令谁都不许开枪。红军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阐释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政策。

对此，彝族首领小叶丹深受感动。他在亲自见到红军北上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后，对红军更是深怀敬意，提出要与刘伯承司令员按照彝族习俗歃血为盟，刘伯承欣然应允。5月22日，在山清水秀的彝海边，刘伯承与小叶丹举行了著名的彝海结盟仪式。由于一时间找不到酒，他们便以水代酒，喝下滴有鸡血的“血酒”发誓结盟。终于，中央红军赢得彝族群众的支持，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顺利通过四川凉山，给奇迹般的万里长征又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衷心的支持和拥护。彝海结盟为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继续北上、最终取得长征胜利创造了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而《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由于写得像顺口溜一样通俗易懂，被传为佳话。“万里长征”的字眼，也是在这个布告里第一次出现的。

附：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一九三五年五月)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 朱德

6.强渡大渡河

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后，快速向大渡河方向挺进。此时，蒋介石急调兵南攻北堵，妄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南岸区，声称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大渡河水势凶猛，河宽约300米，河中心水深30米，水流异常湍急，自古就是兵家谈之色变的险地。
1935年5月24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一带开始强渡大渡河。红一军团袭占安顺场渡口，歼敌两个连，缴获渡船1只，控制了南岸渡口。大渡河谷陡坡峻，水急浪高，老船工都不敢在夜晚渡河，更不要说红军队伍中好多人都是“旱鸭子”。
次日一早，红军开始渡河。这时候，又有一个大问题：船只有一条，谁第一批过河？其实，红军能看见的是湍急的河水，看不见的是对面的敌情，还有渡江过程中无法预估的突发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义无反顾地跳上船，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乘一条小船分两批强渡，向北岸奋力划去。
船上的突击队员中有个“神炮手，用了三枚炮弹就正中敌军碉堡，压制住了敌人火力。突击队员在炮火掩护下顺利控制渡口。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终于被红军打开了一个缺口。

红军先遣队顺利渡河后，大部队渡河缺乏工具，几万大军如果只靠现有的木船来渡河，不知要多少时日，而架桥在时间和条件上也都不允许，情况十分危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审时度势，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江而上夺取泸定桥，保证大军渡江。

7.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要夺取的泸定桥。
　　在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国民党反动派派了两个团防守，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阴阻拦我军北上，把我军消灭在桥头上。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
　　时间只剩下二十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前面，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七点钟，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一百一十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全身都淋透了，可是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倾盆大雨，踩着泥泞继续前进。忽然，他们望见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方向奔去，分明是去增援的敌人。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来，照亮了道路跟敌人赛跑。
　　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喊破了喉咙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红军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了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远。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对岸增援的两个旅敌人抛在了后面。
　　泸定桥一共十三根铁链，两边各有两根稍高的铁链，算是桥栏；底下并排九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上面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一样。可是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在几十丈深的河谷里倾泻下来，冲到岩石上，飞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水声震耳欲聋。桥的对岸就是靠山的泸定桥，城的西门正堵住桥头。守城的两个团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他们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二十二位英雄拿着冲锋枪、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面，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就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革命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号召，更加奋不顾身，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后续的红军主力翻过雪山，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8.爬雪山

踏着那些摇摇晃晃的铁索走到大渡河北岸的红军将领们，此时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结束没有尽头的移动。从泸定向北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雪山以西一条马帮走的小路，通往川北的阿坝地区，但由于绕路路程较长。第二条是，走雪山以东的一条大路，最后到达松潘县，但是沿涂都是人口稠密的城镇，必有重兵把守，遭受国民党袭击的危险很大。第三个选择是，走雪山中间一条崎岖的山路，由于需要翻越险峻的雪山，连马帮都很少通过。为更好保存革命力量，尽快甩开身后的敌人，北上开辟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在泸定桥会议上决定，就走中间这条路。

四川夹金山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山上气温零下二三十度，时阴时雨，忽儿狂风大作，忽儿冰雹骤降，有神山之称，也被叫作死亡之山。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在师长陈光、政委杨成武和团长王开湘的率领下，开始向夹金山挺进。104岁的红军女战士王定国回忆当年翻越夹金山的情景时说，山顶空气稀薄，缺氧，极度寒冷，不能坐不能站，一坐一站就死了，走着走着，才发现自己的脚趾头冻掉了。时值6月红军战士只穿着两件单衣，又没有鞋子，大多光着脚板走，中将莫文骅回忆说，他光着脚板走，冻的他脚麻木不想走了，此时青年干部团的干部袁常协，从背包里抽出一双草鞋给我穿，他救了我一条命。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连指导员刘月生回忆，一个团的30多个战士翻过山崖子后坐下来歇歇，背靠着背、手拿着枪，不一会，人都死了，只剩下30多条枪。49岁的董必武和林伯渠，51岁的谢觉哉，58的岁徐特立，在红军中被称为四老，中央给四老配了马匹，但他们全部让给了战士伤员，自己一步一步地爬过了雪山。红四方面军兵站部部长吴先恩率部翻越党岭山时，发现许多冻僵战士的遗体被埋在雪里，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握，他掰开这只手一看，里面是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

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6月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先后翻越了21座雪山。

克服千难万险终于成功翻越夹金山的红一方面军团2师4团与正在执行任务的红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的一部，在山下达维乡木城沟沟口地带意外相遇。那一刻，阳光下的雪山一片金黄，木城沟里的高山杜鹃迎风怒放。这次意外相遇，为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两大红军主力的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

9.懋功会师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一方面红军主力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到达懋功，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万余人，士气高昂。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实力。红四方面军是1935年5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西征的，会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此时红一方面军已不足2万人。会师以新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岷山以北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是张国焘拥兵自重，野心膨胀，极力主张南下打成都，向川康边发展。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

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8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但张国焘执意南下就此两军分裂。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是张国焘难以企及的，1936年10月，历经磨难的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到达陕北的时候，八万多的军队只剩下三万多人。徐向前、陈昌浩和他们的部下充满了苦涩心情，你看毛泽东带着他的部下，过一次雪山，过一次草地，最先到达了陕北，他们还是正确路线；我们跟着张国焘北上，又南下回来了，再北上，我们过了三次雪山、三次草地，多受了两倍的苦，还是错误路线。所以你看跟什么人，结果真是不一样。毛泽东后来总结了一句话，方向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方向路线正确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但是如果方向路线错了，再多的人、枪，你再努力，最后也无济于事。

10.过草地——七根火柴

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同志们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下去了，有的感到两腿瘫软无力，举不起步，但大家牢牢地记住了主席的指示、越困难，大家团结得越紧。身体较强的同志搀扶着身体弱的同志走，并把自己的粮食让给他们吃，希望他们增强一些力气、走过草地。几个团干部的乘马和所有的牲口都抽出来组成收容队，轮流驮送病员，但还是有不少同志倒下了。当红军熬过一个夜晚，离开宿营地继续前进时，有的战友就长眠在共同躺过的营地上。在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志中有个小宣传员郑金煜同志。他是江西石城人，团部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只有十七岁，是一个十分惹人喜欢的“小鬼”，进入草地的第四天，郑金煜同志就一步也走不动了。他对同志们说：“我在政治上像块钢铁，但我的腿不管用，我要掉队了！我多么舍不得你们啊！”杨成武命令饲养员，把乘马给郑金煜骑，保证把他驮过草地，并且把大家的干粮匀出一部分给他吃。后来，他衰弱得连腰也直不起来，马也不能骑了，同志们就用背包在他身子前后支撑起来，再用绳子把他绑在马背上，叫一些同志轮流扶着他走。到第五日中午，忽然后面传话上来：“郑金煜同志要政治委员等他一下，他有话同政治委员说。”杨成武知道有问题了，便怀着沉重的心情站在路旁等着。老远就望见老谢牵着牲口，步伐沉重地走来，到跟前一看，郑金煜同志已面如白蜡，双目紧闭。他听见杨成武的声音，强睁开眼睛，以激动得发抖的声音断续地对我说：“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北上抗日路线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政治委员，我确实不行了，我看不到胜利的那天了。”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杨成武身边的警卫员和饲养员也泣不成声。
经过一阵急喘后，郑金煜同志微弱而又坚定地说：“政治委员，希望党的路线胜利，革命快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的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
到了下午，这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在风雪交加的草地上，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恶劣的气候，陷阱般的泥沼，补给的匮乏，长途行军造成的体质虚弱……这一切使红军在草地上付出极大代价，过草地途中像郑金熠一样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却在草地里默默死去的同志不胜枚举。

11. 勇克包座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是红军在长征期间始终保持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武器，也是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在包座战斗中得到集中体现。
1935年8月底，经过近一周的艰苦行军，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右路军走出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然而，红军出发过草地前，胡宗南部主力已经集结于松潘地区，并派重兵把守北上甘南的必经之路——上、下包座。更为严峻的是，胡宗南的精锐部队49师正在向包座急进，妄图会同包座守军，将刚刚走出茫茫地的红军，堵在包座河一线，逼回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草地中去。
包座，位于班佑以东１００多里。藏语意为枪筒，因地形而得名。松（潘）甘（肃）古道蜿蜒于包座河沿岸，包座适扼其中。群山环抱，地势险要。胡宗南部队进驻松潘后，松甘古道成为其运输粮食的主要通道，在上、下包座驻驻扎了一个团的兵力，装备齐良，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就这样卡在了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
情况万分紧急。赶在胡宗南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占领包座，打通北上的通路，成为摆在右路军面前最为紧迫的艰巨任务。
然而，刚刚走出草地，饥饿劳顿、身体虚弱的红军将士们，还没有得到休整，怎能去迎接这样的一场恶战？！
跟随右路军行动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考虑到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还没有走出草地，林彪的红一军团在长征途中减员很多，主动请缨，由红四方面军第４军、第30军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
然而，得知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后，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没有一句怨言。他们把饥饿劳顿、身心疲惫抛在脑后，个个摩拳擦掌，争当先锋队员。
在徐向前的率领下，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采取围点打援、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术，采取以迅猛的动作突然接近敌人，充分发挥小分队独立作战的能力，把敌人割裂成许多小块后，同敌人展开近战肉博，以己之长，攻敌之弱。
在攻打上包座求吉寺的战斗中，敌人凭借寺院的工事和充足的储粮死命顽抗，并伺机反扑，关卡一时打不下来。10师师长王友钧见状，从一名战士手中夺过一挺机枪，把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一边喊着冲啊，一边向敌人猛烈扫射，硬是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突然，王友钧冲锋的喊声停了，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头部。年仅24岁的师长就这样长眠在求吉寺的群山中。

战斗在8月29日黄昏打响，31日晚结束。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红军战士歼敌四千余，俘敌八百余，还缴获了大量弹药物资，士气大振。毛泽东听完徐向前的汇报，高兴地赞扬说：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12. 突破天险腊子口

红军战士历尽艰辛，穿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以后，于1935年9月17日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口宽约30米，周围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两个悬崖绝壁间夹着一道窄窄的山沟向上延伸，两边绝壁峭立。山中一道河水急流而下，隘口处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横跨于两岸陡壁之上，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蒋介石在岷县、腊子口地区配置了两个师，妄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的出路。当时是鲁大昌两个营的兵力驻守在腊子口，他们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了交叉的火力网。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否则就得重回草地去。
9月17日下午，红1军2师4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可是由于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从下午攻到半夜，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在半夜时分，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作战方案。根据新侦察到的情况和战士们的建议，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政委杨成武率领第6连从正面进行夜袭，夺取木桥，如果偷袭不成就连续发动进攻，达到疲劳敌人，消耗敌人弹药，造成敌人恐慌的目的；另一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第1、第2连，悄悄地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后面去。战斗再次打响了，正当正面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迂回部队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一个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了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来的战士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上去。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扔下枪支仓惶逃命。

党中央率陕甘支队通过腊子口后，9月20日，进占甘南的哈达铺。至此，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区域，打破了蒋介石妄图利用恶劣的自然条件“困死”红军的阴谋。

13. 转战乌蒙山

众所周知，毛泽东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诗中“乌蒙磅礴走泥丸”，就是对贺龙、任弼时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转战乌蒙山的形象描述。

1935年11 月，中央红军已经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民党政府调集30万重兵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强敌压境，原地坚持已不可能。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1.7万余人从湖南桑植县出发，向湘黔边转移，开始长征。一路上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成功进入贵州，准备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时，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企图将红二、六军团消灭在贵州境内。为摆脱敌人的重兵围堵，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2月27日西进黔滇交界的乌蒙山区，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利用乌蒙大山与敌人周旋，展开千里回旋战斗，创造条件突围。

乌蒙山地区地势崎岖，崖壁纵横，人烟稀少，粮水缺乏。时值天寒地冻，许多地区渺无人烟，几乎买不到粮食。l万多人的红军在一座座大山中转来转去，非常艰难困苦。然而，全军上下，上自总指挥，下至普通战士，都昂扬着一股乐观的革命精神。大家同甘共苦，以野菜、野果为食，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克服了很多困难，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意志。

3月6日，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奎香地区，迅速发动群众，镇压恶霸地主，赈济穷苦百姓，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许多穷人都高高兴兴地为红军背粮食、搬柴火，寻马草，很快扩大了红军在乌蒙山区的影响，为红军在乌蒙山区回旋打下基础。当红军二进奎香时，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

3月12日，贺龙通过情报，抓住战机，率红2军团在哲庄坝伏击敌军，试图打开南进的通道。经半天激战，毙伤俘敌300余人，还冲进了敌人的司令部。由于敌军回师增援，红二、六军团在伏击结束后便撤出了战斗。正是在这次战斗中，红2军团6师18团政委余秋里在战斗中左臂负重伤，受条件限制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后来不得不锯掉，成为我军著名的独臂将军。

但是，哲庄坝战斗没有打开南进的通道，红二、六军团只好折而向西。此时，敌人已在四面构筑阵地，红2、6军团回旋余地不过方圆30余里，陷入了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以来最艰险的境地。

在危急关头，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隐蔽地从敌人的接合部钻出去，兼程进入云南。

为了绝地求生，红二、六军团全军轻装，将带不动的重武器和文件全部埋掉烧毁。在原阵地上，红军扎了大量的稻草人，插上了许多红旗，摆出一副大军云集的架势。

3月13日夜，红2、6军团利用四面蒋军军力疲惫，谁也不敢率先与红军交战的有利条件，悄无声息地衔枚急走，从仅有的几公里宽的缝隙中穿过，向西北突进，跳出敌人的一线包围圈，三进奎香。

为了迷惑敌人，红军沿途有意制造北上渡金沙江的消息，诱敌北进。敌人果然中计，调兵北上，敞开了南面之门。红军趁机越过敌人在昭通、威宁之间的防线后兼程南下，跳出了国民党军10多万大军的包围圈，从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顺利进入云南宣威，进行了短期休整，还巧伏敌兵，杀了滇军的士气，使得滇军一时不敢衔尾紧追。乘此有利时机，3月28日、29日，红2、6军团离开宣威，进入贵州西部重镇——盘县和亦资孔地区，进至南、北盘江流域之间。至此，红二、六军团结束了历时二十三天，转战千里的乌蒙山回旋战。

乌蒙回旋战，毛泽东对此评价极高。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l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

14. 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分别于甘肃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结束语：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长征已成为历史，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习近平总书记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将始终秉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坚持“三全育人”，创新“四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坚定不移地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培养一届又一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