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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健民找党

   公元1933年7月的一个夜晚,共产党队伍中的叛徒——宋鸣时,正带领国民党特务和捕共队在济南市的大街小巷,疯狂地搜捕共产党员。此前已经遭到敌人数次破坏的山东省委机关完全陷入瘫痪，全省许多市县的党组织解体，300多名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被捕入狱。至此，山东各地党组织失去了统一的领导，与中央和北方局也彻底失去了联系。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以赵健民为代表的年轻共产党员挺身而出，他们一面独立的开展革命工作，一面秘密的寻找上级党组织。

   1933年11月，山东省委巡视员鹿省三为寻找上级党组织筹集路费。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头骡子、几亩耕地。鹿省三原本手头就很拮据，还要去接济一些在外地隐蔽的党员，所以他自己的生活非常困难。时冬腊月，他还穿着单裤子，由于没有饭费，有时整天饿着肚子，只好沿街乞讨。鞋子磨破了，就赤着脚走，但即便这样也没有找到上级党组织的任何线索，只好辗转回到家乡莱芜。

   1934年春和1935年秋，刘仲莹变卖田产充作活动经费，先后两次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他有时露宿街头，有时与码头工人谈心，秘密打探上级党组织的关系。刘仲莹虽但两次远赴上海，均无果而归。

   1934年夏，徐运北赴北平，奢望通过同学寻找上级党组织，恰逢国民党第三团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一无所获。

   1934年秋和1935年初，赵建民两次赴泰安寻找上级党组织，他还委托进步教师田佩之赴北平打探上级党的消息，均无果而返。

   正当一筹莫展时，位于冀鲁两省交界地区的徐庄村正在展开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1934年徐庄进步青年徐宾，在范朝濮三县联立简易乡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古云集小学教书并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经常回到徐庄村宣传革命道理、物色党员发展对象，于1934年秋末冬初在高粱地里成立了中共徐庄党支部。这个消息被当地来济南求学的郭崇豪告诉了赵健民，这令他喜出望外。1935年初秋，赵健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路骑行500余里，风尘仆仆的来到了徐庄村。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直南特委巡视员、濮阳中心县委书记刘晏春。赵健民要求刘晏春转告北方局，希望中央可以派人来山东主持工作。刘晏春答应了赵健民的要求，临分别时两人约定了联系暗语：老掌柜！

   1935年初冬，赵健民收到密信：“老掌柜已到濮县，请速来洽谈一笔生意”。见到此信，赵健民如久旱逢甘雨的禾苗，顿时来了精神。第二天一大早，就骑上自行车,出济南,向徐庄奔去。

   赵健民到徐庄后终于见到了渴望已久的“老掌柜”——中共河北省委代表，直南特委书记，直鲁豫边特委书记，黎玉同志。两位同志虽是第一次见面，却好似知己、挚友，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久久不愿松开，他们一直长谈到深夜。赵健民如同一个在外漂泊多年、饱经风霜的游子回到温暖的家园，迫不及待地向家人诉说不幸遭遇、倾吐离别之情。春节前夕，黎玉回到直南特委驻地，将赵健民的报告和要求转给了北方局，希望重建中共山东省委。

   1936年5月1日，在黎玉的主持下，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四里山重新组建。黎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林浩任宣传部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山东省委在中央的领导下，发动了遍布全省的武装起义，无论是在泰山脚下还是在黄河两岸，革命运动遍地开花。

   习近平同志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纵观这段历史，以赵健民同志为代表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们或为民族为人民付出了宝贵生命，或为民族为人民蒙受了不白之冤，或为民族为人民遭受了牢狱之灾，但是他们心中的信念之光从未熄灭，自始至终光彩熠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