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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政府转型任重而道远，行业协会与商会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会一帆风顺。

   那么，在这种大环境下，商会应该如何实现自我救赎，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事前预控”向“事后监督”转变

   商会治理转型对政府的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于政府而言，行政监督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管控方式，政府的主动性决定了此种积极权力容易产生干预商会的行为。

   现阶段最迫切需要的是立法机关加快商会治理转型的相应法律、法规的制定，使司法部门的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等监督行为有法可依，也能严格规范行政监督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加强“事后监督”并不代表政府与商会的关系由“控制”完全取代“自治”，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求最优均衡。

   政府对商会的监控仅限于保障其行为的合法性，在法律限定范围内以第三方的身份对商会间的竞争进行仲裁，以法律、制度规定确保政府不对商会自治事项进行干预，从而发挥制度整合作用，减少商会自治的外部性。

   同时，将多元主义的市场竞争引入商会的自主性发展。在资源、权力不均衡的情况下，防止商会以与政府联合进行精英统治的方式获取利益，陷入对国家依赖的恶性循环，从而保障商会的均衡发展。

   一方面，政府应破除“一业一地一会”的限制，将商会的准入权（除核准登记权外）和退出权交还市场机制，促使商会治理步入民治时代。

   另一方面，推行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是商会治理转型的应有之义。政府应当依法采取公平竞争方式对公共资源予以配置，从而实现政府资源转向会员与行业的服务导向。

   在商会制度变革过程中政府应当努力实现“三个转变”：

   一是在管理理念层面实现由管控型向协作型的转变。

   政府应当大力推行政府向商会转移职能、购买公共服务、财政资金支持等制度，制定配套措施，培育扶持商会的发展；鼓励商会组织参政议政，增加商会成员在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比例，提高商会社会地位，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才能使商会组织高效发挥应有的功能。

   二是在管理模式层面实现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

   应界定民政及相关部门行政监管职责、监管内容，建立联合监管机制，通过设立统一监管机构专门进行部门沟通与协调；推行商会财务税收制度改革，以税收优惠为杠杆，规范与引导商会行为。

   三是在管理手段层面实现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

   要求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促进会、联合会、服务中心等枢纽型社会组织引导商会实行自律管理，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对其功能的发挥进行规范。同时，发挥同业监管、公众监管、舆论监管等社会监管的功能，扩大社会监管参与渠道，加大对间接管理特点规律的探索研究，积累行之有效的间接管理方法和经验。

引导商会组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首先需要规范与指导商会监事会作用的发挥，将各部门的相互监督工作落实到位，保障商会通过分权与授权的方式实现会员和工作人员的有效参与和民主决策，改变内部人控制、内部监管缺失等问题；

   其次，督促商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且依章程落实信息公开、奖惩、议事、人事、财务等配套制度，促使商会的日常管理由规范化、法制化来取代人治；

   再次，通过实行财税优惠、建立信息交流平台、提供社会培训资源等方式，帮助商会提升自我服务能力，解决会员利益难以满足的现状；

   最后，通过教育机构培养专门的管理人才输入商会组织队伍，并加大商会领导及现职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帮助商会培养管理与发展所需的专业人才，改变人才缺乏的困境。

说在最后

   总而言之，社会治理的生长与政府干预的减少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行业协会和商会组织的改革，与中国政府转型是否成功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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