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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我们应该启动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吗

作者：Mr.LiuStu 来源：「我们」® 商会发布时间：20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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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2020年冬春之交新冠疫情对原本举步维艰的中国经济的雪上加霜，在疫情转机初现之际，一些经济学家纷纷建议我国启动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以实现保就业稳增长的目的。

记得在2008年，围绕应对全球金融风暴我国是否应该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一问题，经济学家们曾展开一场持续的争论。固然有一些学者支持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但也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振臂高呼，明确反对饮鸩止渴式的经济刺激计划。

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张维迎教授题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文章发表后一时间洛阳纸贵。

然而，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在这次围绕应对新冠疫情雪上加霜后的经济刺激计划讨论中，经济学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一些学者把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称为“4万亿计划的2.0版”，而另一些学者则直接把投资的对象美其名曰为“新基建”，以区别于传统“铁公基”等“旧基建”。

一些省市不仅开始筹备，甚至发布众多资金需要规模庞大的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我们看到，在新冠疫情的病魔尚没有完全离开中国大地之际，凯恩斯多年阴魂不散的幽灵又开始再次徘徊在中国的上空。

固然2008年的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一定程度抑制了当年经济增长的下滑趋势，使我国经济在全球金融风暴后快速复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如果简单回顾过去十年我国制定的主要经济政策，我们就不难了解那次刺激计划带给我国过去十年经济发展的副作用是什么。

其一是我国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发起了以“去产能、去杠杆、去‘僵尸’（企业）”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其核心内容就是消化上一轮经济刺激政策下形成的大量过剩产能和部分地方政府和国企在上一轮经济刺激政策以及之后的发展惯性中产生的巨额债务。为了消除钢铁、煤炭和光伏等过剩的产能，我们的政府甚至不惜采用一刀切的行政手段。

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国有企业通过合并重组继续维持新的产能过剩，而一些民营企业则在这次去产能的行政行为中奄奄一息。尽管我们的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去产能，但按照FT中文网近期的一篇报道，我国钢铁近期的库存依然创造了新的记录。

其二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杠杆政策的延续。一段时期以来，我们许多规模大小不同、业务经营范围各异的众多企业雷暴频繁，对于一些波及面太广的涉事企业，相关监管机构不得不出手予以接管。

固然这与一些企业采取的激进扩张政策，扩张速度太快，多元化程度太高有关系，但一定程度也与当年经济刺激政策留下的债务基础和用新债还旧债的思维脱不了干系。

除了为数不少的国企发生雷暴，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不下，新的债务偿还高峰逼近成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另一项工作重点。

一些地方政府（城投债）的债务甚至超过未来数十年静态财政收入的总和。面对国企和地方政府债务无法按期还债，形成呆坏账的重大风险，我们不得不频频强调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

其三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从2013年开始，我国国有企业开始启动以所有制混合为特征的新一轮国企改革。不难发现，很多不得不进行混改的国企曾经是2008年后应对全球金融风暴所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受益者。

在那一轮投资的刺激下，一些国企盲目扩大产能，以至于陷入产能过剩的窘境，不得不通过直接去产能，甚至开展国际合作来输出过剩的产能。过剩产能的直接经济后果是这些企业的效益下滑，国企在快速扩张过程中暂时被掩盖的机制体制问题集中暴露出来。

我们不得不通过所有者的混合，一方面让新引入的战投分担风险，另一方面以此推动国企经营机制的转化和国企效率的提升。

上述三个方面的经济政策无疑构成过去十年我国经济政策的主旋律。我们看到，这些主旋律政策背后始终绕不过去的一个主题就是化解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

应该说，同任何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刺激计划一样，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风暴的4万亿计划的推出看上去同样是一个“振奋人心”，几乎所有人都“欢呼雀跃”的计划。

国有企业表示欢迎，因为它们是这轮刺激计划的最直接受益者，很多国企就是在这一轮刺激计划下做大，甚至一度做强的；一些民营企业也表示欢迎，因为它们可以从项目转包分包中浑水摸鱼，分一杯残羹冷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也表示欢迎，因为投资形成的对股市的巨大刺激将意味着新一轮牛市的来临；政府官员同样表示欢迎，因为新增项目审批的权力为他们设租寻租制造了新的机会。

我们看到，正是在国企、民企、资本市场和政府官员的一派欢呼中，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以不可阻挡之势隆重推出。在经济刺激计划受到国企、民企、资本市场和政府官员欢迎的同时，当然，那些鼓吹经济刺激计划的经济学家也受到欢迎。

然而，让人不胜嘘唏的是，那些在这一轮刺激计划中做大，甚至一度做强的很多国有企业，受到产能过剩和成为僵尸企业的拖累，不得不成为新一轮国企混改和资产重组的对象；那些从中受益的民营企业由于过度扩张，负债累累，不得不饱尝雷暴频繁的恶果；

而我国资本市场在2008年时沪指是3000点左右，十年过去了，那些投资者发现沪指依然停留在3000点左右；而在那一轮刺激计划实施后，又有多少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设租、大肆敛财的政府官员在反腐浪潮中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

凯恩斯曾经说过，“从长期看，人类都会死去”，而“我死之后又哪管洪水滔天？”。

如果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和之前已经显现的经济下滑的颓势而推出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我们今天绝不难想象，未来十年我们的经济政策制定将主要涉及哪些方面。那将是新一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一轮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我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将在上述不断的循环往复中陷入各种各样的“陷阱”，而无法自拔。

即使为了保就业稳增长，不得不寻求可能的短期经济刺激，那么，我们能不能更多以减税而不是以增加财政投入的方式，通过引导民营资本投入，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培育发展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只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才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就业持久的“接纳机”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稳定器”。虽然一些学者提醒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重点投资领域在“新基建”，如果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依然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占大头，国有企业为主力的传统方式，而并非依靠盈利动机明确和能够承担决策失误后果的民资来识别符合市场需求的潜在投资项目，那么，看起来“新”的基建依然不可避免地陷入“旧基建”的宿命轮回，导致新一轮的产能过剩。

这就好比在中国目前行政主导的教育评估体制下，不强调科研评价与SCI的脱钩，就必然意味着挂钩，尽管大部分学者都同意SCI对于科研评价可能是一个不太坏的评价体系。

即使为了保就业稳增长，不得不寻求可能的短期经济刺激，那么，我们能不能围绕正在积极推进的国企混改，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动实现竞争中性的所有制混合？！

我们知道，国企混改，一方面可以通过引入民资背景的战投，为民资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舞台，另一方面则通过民资公司治理的参与，推动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实现根本转化，提升国企的经营效率。按照FT中文网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测算，近年来，由于资源更多集中在低效的国企，这一定程度拖累了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即使为了保就业稳增长，不得不寻求可能的短期经济刺激，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开放一些限制性的行业，降低相关行业的进入门槛，鼓励更多的民资和外资进入，以此来提升我们经济的发展质量？！

从这次新冠疫情暴露的公共卫生防御体系薄弱的问题，我们看到，一方面与公共卫生领域长期投入不足有关，另一方面则与经济属性属于私人品，应该更多依靠市场投入的医疗投入却依靠财政投入，由此形成对公共卫生投入的挤占有一定关系。我们能否未来鼓励更多民营和外资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增加医疗服务的有效供给，以此在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和降低服务的价格的同时，相应增加在经济属性上属于公共品的公共卫生服务的财政投入。

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今天在新冠疫情肆虐之际，很多学者开始从分散的决策机制、信息的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社会组织等角度反思为什么在SARS爆发17年后我们再次遭受了新冠这一波及广泛影响深远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那么，除了对如何加强公共卫生防御体系建设本身的反思，我们能否也从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4万亿刺激计划的经验教训中同样汲取些什么，思考些什么，尽管我清楚地知道，人类本性是容易健忘的，而中国的“人类”尤其容易健忘。